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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 雅韵网---明代草书三大流派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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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韵网---明代草书三大流派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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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3-9 10:12:5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碧云深 于 2019-3-9 10:15 编辑

明代书法,草书成就最为突出,书者甚众,风貌各异,令人目不暇接,大多数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意趣。透过那许多痛快淋漓、纵横奇崛的书迹,我们极易捕捉明代书家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,他们笔下跌宕盘纡的线条,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的结体,深然而成的章法布局,使我们可以寻绎出种种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风貌,领略到崭新的书法审美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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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铎、傅山、董其昌、徐渭、董道周、张瑞图等人的传世墨迹,仿佛是他们心灵律动的轨迹,是他们生命活动的写照,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关于书法创新的启示。


明代草书虽然林林总总,善草书者颇多,但真正能称大家的却屈指可数,董其昌、徐渭、黄道周、倪云璐、王铎、傅山(王、傅为明清之际人物,但其书风还应纳入明代)等人不囿古法,创新生变,颇具个人面目,实当大家之称。从这些大家的书作中,我们既感到他们各具特色,独领风骚,又感到他们可以分属几类相同的风格类型。


一般的人认为,明代草书包含三大流派,即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具有优美淡远审美特征的“董氏书风”,以王铎、徐渭为代表的具有雄强豪放特征的浪漫书风,以张瑞图、黄道周为代表的追求“逸趣”的“奇逸”书风。这三大草书流派,代表着明代书坛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初书坛的主流,力振明初以来书坛衰微的气象。


01/
“董派书风”及其美学价值

董其昌为晚明四家(邢侗、张瑞图、董其昌、米万钟)中影响一代书风的大家。由于他一生追求“士气”,推崇陶渊明的“大雅平淡”,而且又好道参禅,所以成熟时期的书作显出一种疏放闲淡的情趣,文人气息颇重,正如包世臣评:“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,为书家中朴学。


董其昌自己曾说:

“作书与诗文,同一关捩,大抵传与不传,在淡与不淡耳。极才人之致,可以无所不能。而淡之玄味,必由无骨,非钻仰之力,澄练之功所能强入……苏子瞻曰:笔势峥嵘,辞采绚烂,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,实非平淡,绚烂之极,犹未得十分,谓若可学而能耳。画史云:观其气韵,必在先知。可谓笃论矣。”

从这里可知,董其昌把作为追求“淡”的境界放到了极高的地位,所谓“传与不传”,简直无以复加。董其昌的草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,董其昌的这种追求确实充分表现出来了。其《试墨帖》、《七言诗轴》等,虽为大草作品,但绝无狂放繁纷之态,而是显得秀滋温润、清淡疏朗,造成一种自然平淡的意境,引人入胜,这实是文人们追求的一种“禅境”,又是一种“书卷气息”弥满的境界。


董其昌的这种书风,由于承继了中国文人诗书画追求“平淡有思致”,“冲淡深粹,出于自然”的传统,所以极受文人书家的推崇,以致从者如流,甚至影响有清一代书坛,形成“董派书风”。虽然不少学董者由于不得法,使“董派书风”有姿媚甜俗的表现形态,但是它的美学价值不容抹杀。


“董派书风”的美学价值:董其昌及其从者把书法艺术“优美”的风格发挥到极致,增加了书法艺术的审美内涵。书史上所说的“南派书风”即以“优美”见长,自晋王羲之始,在笔法、结字、章法乃至意趣诸方面,历代尊王者不断继承、充实,形成所谓“江左风流”,并被后人标举为“帖学”正宗,其审美内涵可以一“雅”字概括,晋人的“韵”、宋人的“意”大多包涵在内。到董其昌,则极尽其雅,以致形成以流美见长的书风,这实为典型的“南派书风”。董其昌笔下体现的“雅”,是淡中见秀,意味醇厚,给人的美感享受已非以前的南派书作可以相提并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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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的创作表现了封建士人们的审美趣味,是文人书法的代表,也是“禅意书法”的滥觞,对后世书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比董稍后的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,就明显地接受了董的法乳。探究其创作的内核,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发展,研究书法创作中的社会、文化因素,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
“幽峭奔放 ”徐渭

和董其昌不同,徐渭虽然也是一个文人,但他穷愁潦倒的生活、狂迫的心境,使他根本无法做到萧散,心中的郁闷愤疾,借笔直书,“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,平畴千里,偶尔幽峭,鬼语秋坟”,所以,他的书作和董其昌不同,“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恣媚跃出,在王雅宜、文徵明之上;不论书法而论书神,诚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”。其草书用笔大起大落,纵横自在,笔势跌宕多姿,波澜起伏,表现出特有的雄放博大的风格,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。


“神笔王铎”

王铎在书史上与董其昌并称,时谓“南董北王”,他是一个在深谙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变革的书家,其草书具有颇浓的时代气息和顽强的个人风貌:狂肆酣畅的用笔,奇崛险绝的结字,纵横奔突的章法,吞吐风云的气概,典型地表现了狂草跌宕雄狂的风采,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,可算是明代草书第一人。


王铎的“苍郁雄畅”在明清之际一枝独秀,一方面有赖于他精研传统,熟谙草书源流,一方面又敢于否定传统,超越传统。对于传统,王铎身体力行耽玩于斯,“余从事书艺数十年,皆本古人,不敢妄为,故书古帖日多”,“一日临帖,一日应请索,以此相间,终身不易”。由此养成了深厚的传统功力,但他并不为传统束缚,而是在赵、董书风的笼罩下力振柔媚,以雄刚之气融入书作之中,把旭、素之精神化为己用,又极力变通。同时,处在动荡的社会旋涡之中和降清失节的矛盾、痛苦、彷徨又对王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
多种因素的催化,使王铎书风终于形成,而且在书史上显得特别突出: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雄强剽悍、真率奇诡的抒情风格,使“神笔王铎”成了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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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宁四毋”傅山

力倡“四宁四毋”的傅山,是一个颇重民族气节的志士,我们从他谈论书法的诗文之中,可以发现傅山是把书法当作人品的观照来醉心追求的。所以,他尊崇颜真卿:“平原气在胸,毛颖足吞虏。”鄙薄赵孟頫:“痛恶其书浅薄,如徐偃王之无骨。”反对奴俗气:“作字如作人,亦恶带奴貌。”这些书学观点支配他的创作,使他的草书和当时风靡一时的赵董书风迥然有别。傅山是位富有爱国心的明代遗民,历来盛誉他以气节自重,其抑郁不平之气发而为书,故显得雄肆宕逸,倔强不羁。


傅山曾师王铎,故其书有王铎之迹,但其笔势的矫健流畅,笔意的连绵缠绕。结字的支离拙丑,都让人感到另一种雄狂风格;既雄浑澎湃,又舒卷自如。傅山的草书作品都显出连绵崛突,振笔而抒,时时流露出其豪迈的心境。他的“四宁四毋”的主张也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:不以媚态示人,而是根据感情的需要奋笔疾出,不避丑怪,不嫌倾斜和支离,同时又力去流滑,虽速而法备,在跌宕起伏、盘旋振迅之中贯融雄浑的正气。后世书家对傅山推崇备至,盖在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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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/
徐、王、傅的雄狂草书

徐、王、傅皆为一代大家,都有自己突出的个人风貌,但他们的创作又明显具有共同的审美特征——雄狂,体现出共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,所以,从审美角度看,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创作纳入一个共同的流派之中,这一流派和董其昌书风分庭抗礼,表现了明代文人书家的另一种审美趋向。

从美学角度看,雄狂的审美意象比宁静祥和的审美意象更具有抓住人心的审美快感,易于造成一种“审美惊叹”,很快使人们进入审美共鸣状态。徐渭的波澜起伏,王铎的奇险跌宕,傅山的纵横振迅,比起董其昌的优美闲雅,欣赏的兴奋度和审美的快意自然要显得更加突出,他们书作中表现的狂态意象往往先声夺人,能—举引起欣赏者的审美注意。


我们说,徐渭、王铎、傅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,实际上也正是从他们冲破了“中和”的审美观念而另辟蹊径,开辟了另一条创作道路而言的,如果把董派书风和徐、王、傅的雄狂书风纳入不同的美学范畴,则很显然,前者属“优美”,后者属“崇高”。


03/
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云璐的殊途同归

审视明代书坛,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也是引入注目的草书大家,他们既没有受董派书风的影响,也没有和王铎等人一样着意于大草书法那种固有的大起大落,不可端倪之态,而是在二者的“夹缝”中顽强地体现出自己的风格,为草书创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,从创造的角度而言,他们在书法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。


首先,三人的草书创作在追求“逸”态,表现“逸”趣上是相一致的,张瑞图的奇逸,黄道周的放逸,倪元璐的超逸,从审美范畴上说,无疑是相通的。张瑞图晚年的萧散淡泊心境直接影响他的创作,而黄道周、倪元璐作为忠臣义士,在案务繁忙之余遣兴骋怀,也希望得到一定的闲徐优游的情致,所以,书法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,都成了他们实现灵魂休憩的手段。而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,在晋人尚韵、宋人尚意的前提下,要在书法史上标新立异,居一席之地,则非要从精神上迥异于前人,所以,构成文人心理状态的重要方面——逸气,被他们以特有的形式有意无意地表现了出来,也可以说是时势使然。


“奇逸方严”张瑞图

张瑞图的草书,最使人惊奇的是用笔的方折被极意地夸张,正如清人梁巘说的:“张二水书,圆处悉作方势,有折无转,于古法为一变。”这种笔法在草书创作中是前所未有的。折笔偏锋,直入平出,转折分明,历代书家津津乐道的草书“使转”笔法在张瑞图笔下竟如此地被“扭曲”,而又如此地给人们以从未有过的审美愉悦,确实可叹为观止。


在这种笔法的统领下,张瑞图又在字的形态上多取横势,急牵怒裹,形成纵横铺排,大小错杂的格局,字与字之间的紧密相依和行距的疏朗闲徐形成鲜明的疏密、黑白对比。这样,一种特有的形式美感展现在我们眼前:长枪大戟般磅礴的气势和萧散淡泊的精神相安相融,娴熟的笔法和生拙的结体互为梁合在黑白二色中,显得奇逸空灵。这种形式美感蕴含着巨大的创新精神,在明代书坛异军突起。总括张瑞图的书法风格,则谓“奇逸方严”可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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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放逸超妙”黄道周

清人秦祖永评及黄道周书法,说:“行草笔意离奇超妙,深得二王神髓。”从黄道周的草书作品看,所谓“离奇超妙”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黄道周的草书创作融合了不少章草成分,取法高古有逸气;二是在形式处理上,既特重结字的欹侧俯仰又使字与字之间连绵茂结,纵敛结合,而且和张瑞图一样,把行间空扫着意突出,追求茂密之中的平和超妙。


在笔法上,黄道周方圆兼用,力求雄健和流便的结合,线条的生辣和行笔的刚劲,致使其书作既充分体现了草书创作的痛快淋漓,又力避董氏以来书坛的柔媚之风,达到了古拙朴茂、放逸倜傥的审美效果,黄道周草书创作对当代书坛影响甚大,究其原因,盖在于此。


“灵秀超逸”倪元璐

比黄道周稍后的倪元璐,和黄道周相交甚笃,从其书法创作中,我们也容易发现两人神理颇为相通,如果用恰切的语言来表达,也许“刚直、放逸”正代表他们创作的共同精神,但是,倪元璐又同样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书家,“寓刚健于婀娜之中,行清劲于婉丽之内,虽外曜锋芒,而筋骨内含。


赏析倪元璐的作品,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其中的洒脱恣纵,磊落高迈。在艺术语言的运用上,倪元璐可谓得心应手,笔意的顿挫自如,线条的擒纵由心,结体的形随意生,黑白处理的貌不经意,都很自然地展露出“新理异态”(康有为语),从倪元璐的草书作品表面看,似乎不衫不履,支离粗疏,有些字也几不可识,但透过娴熟的用笔、奇拙的体态,疏朗的布白,乃至挟风奔马般的行气,人们都很容易为其中融合的疏宕雅致、秀逸灵动又不失刚健雄浑的风韵所陶醉。秦祖永云:“元璐书法、灵秀神妙,行草尤其超逸。”可谓一语中的


张、黄、倪三人的创作虽各有其独特的风格,但在对三人创作的对比观照中,我们却可以惊喜地发现三位大家竟有许多相融相通之处,也许是他们几乎先后同处一个时代,而且互相影响,以至于殊途同归。


在书法的形式语言的运用上,他们同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结字的因势成形,奇拙多异态;字间缜密和行间疏朗的鲜明对比;草书体态的横向伸展等,在他们的笔下都是共有的特点。三人在处理草字结体上皆形随意成,貌不经意而字意缜密,而且在前人重纵势的束缚下,挣脱出来,着意于字形的横向处理,造成一种新的草书体势;古拙、萧散而又不失流便、奇宕。

这种追求和后来傅山提倡的“四宁四毋”相暗合,体现了书法审美风尚的转变,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。在章法形式的运用上,三人在把传统化为己用,以传统为创新的借鉴上,令人叹服。字距稍密,行间疏朗,是五代杨凝式《韭花帖》中最具有特点的章法形式,在董其昌创造的启迪下,三人再将此移植到草书创作中,不仅打破了草书(特别是大草)创作中传统的“雨加雪”章法,而且对突出结字的横势,创造空灵的意境,表现创作的逸趣更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。在书法的艺术性已被充分认识甚至表现的明代,要做到这些,确实,非才、力、胆、识四者俱备不能至也。


明代草书的创作是一笔丰富的遗产。


以前曾有不少论者认为明代书法衰微,是帖学笼罩的一代,所谓“江河日下,不足观者矣”。这是片面的,这种片面的认识和长期以来书法史论家不能正视张瑞图、王铎等人的价值有关,传统的“以人论书”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明代书坛特别是明中叶后书坛的客观认识和评价。同时,董其昌书风以其靡弱、妍媚统治书坛几百年,也确实掩盖了其他人的成就。就事实而言,和唐楷书、宋行书的大盛大荣一样,明代草书也自是书史奇观,其中包含的雄强、浪漫、奇崛、闲淡等审美内容,大大拓宽了书法审美的范畴,是值得后世认真重视和深入研究总结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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